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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金苏门缘(一)
发布时间:[2017-10-30] 作者:[熊明辉]

长眠于文殊院

2017年10月13日23:27,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先生与我不辞而别。他老人家走了,走得那么匆忙,那么坚决,那么彻底,去见他导师金岳霖先生了,再也不回来了。

他走的那一刻,我正在成都到峨眉高速路上,本来还准备从峨眉返回成都后再去看望先生。我去峨眉,绝非冲着普贤菩萨道场去的,那是因为第二天上午,我得参加第八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在那个会上,我得会会逻辑学界的许多老前辈、老朋友,还有来自宝岛台湾的老朋友王文方、李贤中、侯维之、王一奇等。当然,还有一个主题报告要做。

19:57,远在印度洋法属留尼汪大学孔子学院的于奇智师兄微信给我留言:“明辉你好!苏老师现在情况不好得很。”那时,我正在从广州飞往成都的飞机上。我的航班计划时间是19:40起飞机,实际起飞只晚了9分钟,21:49降落成都机场。鉴于那天已无动车前往峨眉,故我事先让成都一位哥们李杰安排他的管家贺政兄弟连夜送我到峨眉。上车一会儿之后,打开微信,我才看到奇智的留言。我马上问:“很严重?”他说:“很严重。”23:44,在“西大逻辑”微信群里,我看到了奇智在留尼汪发的消息:“我们的恩师苏天辅先生走了。”

如今,先生长眠于成都文殊院。说起这个文殊院,倒是颇有些来头。据说,那是中国长江上下游四大禅林之首,是集禅林圣迹、园林古建、朝拜观光、宗教修学于一体的佛教圣地。相传,那是隋文帝之子蜀王杨秀的宠妃为当时“圣尼”信相所建,故称“信相寺”。历经唐、五代、宋、元、明诸朝,有时称为“信相院”,有时称为“信相寺”。清朝康熙三十六年,也就是1697年,改名为“文殊院”,然后一直沿用至今。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能够长眠于此的人必是与佛有缘之人。苏先生早年练太极,晚年潜心修佛。他离去之前,其实身体没任何大毛病。他的离去只不过是身体功能器官自然老化的结果。用佛道中的话语来讲,那叫“坐化”,或叫“轮回”。

留尼汪的忧虑

2017年4月17日,当带着一群先生的徒孙去看他时,我发现情况已不太好了。当时,与我一道去的先生徒孙有郭燕销、王春穗、张爽、陈灵、于诗洋、梁润成、妥斯根等。他们之所以是先生的徒孙,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有的是我的博士生,有的是我的访问学者。利用我在成都西南财大主办第一届中国论证(成都)大会之机,我让他们去拜见他们的师公师婆,进行“红色”教育。

那天,与往常一样,我出发之前要事先打个电话给师母。在我打通先生家的电话后,半天师母接电话。听起来,声音显然不对劲。我说我一会儿要去看她和苏先生。师母说:“你别来!”我问:“为什么?”她说:“我现在病在床上起不来。”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不会听师母的话啦,直接带着先生的徒孙们冲了过去。

去了我才知道,师母的身体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见到她时,她躺在床上。她总是在重复:“那些庸医,把我的肠胃给治坏了。”当时,我提出想与师母张合影。但师母不愿意,因为她认为自己现在的样子照想出来不好看。后来我告诉师母,合影是想通过微信把照片发出去,让师兄弟姐妹们知晓先生与师母您的近况。再次请求下,师母终于同意了。我把她扶了起来,坐着,然后,记录下了那一历史的片段。随即,我把那张照片传到了“西大逻辑”微信群。

由于时差关系,远在印度洋的奇智师兄看了我与邱老师的合影之后,4月18日02:53给我微信留言:“明辉好!看了照片,实为苏老师、邱老师身体健康情况担心。”其实,奇智师兄看到的照片还有一张,那就是苏老师躺在沙发,我在旁边。那天,我等了大约半小时,先生没醒。要是我继续等,等先生醒来,师母肯定会在卧室睡不安宁。于是,我决定带着先生的徒孙们告辞了。我不知道,先生当时是否心里明白,我带着他的徒孙们去看他了,但我认为他是知道的。

其实,2014年是先生逐渐失去大侠风范的一年。6月14日-15日,四川师范大学举办“逻辑创新与逻辑教学会议”。我计划抽时间到普罗旺斯家里看看先生与师母。谁知打通家里电话之后,师母说她刚从医院回来,因为苏老师在住院。正好,来开会的张学立师弟也计划去看先生与师母。于是,我俩一同15日下午一起去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看探望先生,同时还叫上了一起开会的我的学生杜文静一同前去。在我的记忆中,在普罗旺斯的日子里,先生住院基本上都在这家医院。

那次,我见到先生时,他似乎变了一个人,有三个表征:其一,他总是称师母叫妈妈。这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其二,他总在说他没病,不要住院,要回家,要出去玩,但事实上,那时他只能吃一些流汁食物;其三,脾气相当不好,易生气,喂到他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关键是,医生查不出他有什么毛病,主要是功能器官退化太严重了。

后来,他突然平静了下来,好像突然清醒了,因为此刻他看见了杜文静。口里不停地喊“仙女!仙女!”此时,我看瞅了一眼文静,的确有点像仙女,看来还是先生善于发现人才呀。文静也很会哄老人家开心,赶快介绍自己。先生也非常愿意听文静的自我介绍。从那一刻起,先生似乎又变了一个人,乖多了。由于先生总说要让谁谁开车来带他出去玩,我们决定带他到楼下去透透气。先生也很配合,到了住院部楼下,利用这个机会拍几张照片作个纪念,那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那天,先生也很喜欢拍照。不仅如此,还主动提出要跟仙女拍照。

那天,还有个情节,本来那几天先生拒绝吃任何固态食物。可能是先生看见仙女了,高兴,食欲也迸发出来了。当我们在住院部楼下时,李巧艺带着先生平常最喜欢的那家蛋糕店买的小蛋糕来了。巧艺要先生吃蛋糕,他竟然吃了,而且还吃了一个,还要吃,一连吃了好几个。从那天以后,先生逐渐开始吃东西了。过了几天,先生就出院了。然而,自那次生病以后,先生神智显然状态显然不如以前了,时而清醒,时而沉睡。
记得后来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对师母说:“妈妈,出去吃饭”。他的意思是,我去他们家啦,他们应当请客人去外面餐馆吃饭。师母说:“好!一会儿就去。”过了一会儿,先生又说:“妈妈,出去吃饭。”师母又说:“好!一会儿出去。”

那天,还有一个情节。先生说:“妈妈,打电话叫许国川开车来带我出去玩。”师母说:“好!好!”过一会儿,先生见师母没有行动,又重复了之前的要求。根据师母介绍,之前有位学生许国川经常开车带先生出去玩,但那位学生后来去了伊拉克。尽管师母告诉他,某某已去了伊拉克,没法开车来带他去玩。但先生不吃这一套,过了一会儿,他又提相同要求。师母没办法,拿电话就拨,然后说道:“喂,许国川吗?苏老师要你开车来带他去,你快开车过来吧。”其实,师母根本没有拨通电话,只是完成了拨电话的相关动作。不知不觉,那天早上很快就过去了,吃午饭时间到了,因此,那天的午饭是在先生家是与先生、师母还有刘阿姨一起享用的。

还有一次,那是2016年11月18日,当我去看望先生时,师母与一直在照顾先生的刘阿姨试图考一考先生:“你认不认识他?他是谁?”起初,先生不理。但问了多次之后,先生有点生气了。我猜,他生气的原因是,他认为,他不可能不认识我,她们这样问,显然是在捉弄他。但后来,在师母与阿姨的多次追问下,他终于认真回答了:“熊明辉,中山大学的。”不过,我应该知足了。在处于半清醒状态下,先生还能说出来我的名字。这一次,让我更为惊讶的是,他躺在沙发上还能看报纸,且两手伸直看报。据师母说,先生现在天天都要看一会儿报纸呢。说实话,见到先生当时看报姿势,我都有些惭愧,因为他那样读报,我都做不到,我的眼睛已老花了。

喊我翻康木鼓

我出生于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很多人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你是不是少数民族?”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别人总为我的回答感到惊讶。但我承认,我极有可能是少数民族。从户口簿上看,我父亲和我的三个弟弟都是仡佬族,且我母亲是苗族,但我的身份证上是汉族。因此,我通常会说,我在家里是少数民族,我可能是捡来的。

其实,我完全知道我的身世,那是开玩笑嘀。我所出生的那个县原来并不是少数民族自治县。为了成立少数民族自治县,1985年开始认定少数民族,因为少数民族人口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才能成立自治县。认定少数民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姓氏来认定。我当时的户口不在务川,在遵义,因为我1984年考入遵义师范专科学院政教系。为了下一代高考能够享受民族加分优惠政策,我当时也尝试更改我户口上的民族,但失败了。失败,不是因为不可能,是因为我从务川将有关证明拿去交给遵义师范专科学校保卫处之后,我以为就了事了,可毕业办理户口从遵义迁回务川手续时,我的民族并没有改,而且那个证明也找不着了。就这样,我在家里成了少数民族。

1987年,遵义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务川中学教书。从前,贵州人有句谚语来描绘我的家乡。“务正道,吓一跳;威纳赫,克不得。”“务正道”是务川、正安、道真三县的统称,被认为是仡佬族的发源地。也有人说是“夜郎人”聚居之地。“威纳赫”是威宁、纳雍、赫章三县的统称。“克不得”是当地话,即“去不得”之意。不过,现在交通方便了,这些地方可是风景宜人哈。有空大家都一定去看看才对。现在每当我看见风景优美的地方,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修改德德玛唱的那首《我的根在草原》。我想把它改为:“走遍了山山水水,美不过务川的山水,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根在务川。”

当时,要乘车出务川,只有一条正式公路,那叫务凤公路。要走此路,必翻康木鼓山。此山地处两县交界处。当时务川人有句俗话:“翻过康木鼓的人就是成功人士。”此山有多难翻呢?当年我在遵义读师专时,有几次回家过年。当车子开到半山时,司机要所有乘客下车自己走路翻山,然后把空车开过去在山那边等着我们。到了冬天,那条山路通常会结冰,车子必须加上防滑链才能开。为了安全,只能让乘客步行翻山,然后空车开到山那边等乘客们的到来。要是换到现在,那可能叫刺激。但当时的我却没有体会到什么刺激。

我之所以迈入逻辑学之门,得益于我师专的逻辑老师陈燕。陈燕本科毕业于西师政治系。我得承认,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上大学时仅15岁,关键是他的逻辑课讲得很好。正是他的课勾起了我对逻辑学的兴趣。当时,他给我们上课使用的是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绿皮的,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于我对逻辑学的浓厚兴趣,在大学一年级,我就把当时遵义师专图书馆的逻辑书都读完了。当然,那时图书馆也没有几本逻辑书。虽说叫图书馆,但从现在视角来看,顶多算个资料室。

1986年,陈燕考上了先生的研究生。他毕业后,回到遵义,在地区公安处工作。后来,在遵义地区(现遵义市)余庆、绥阳、桐梓等县担任公安局长。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2012年,时任遵义市桐梓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49岁的他,就提前五年到对面去恭迎苏先生去了。

在遵义师专三年期间里,虽然我学的是政教专业,但我的英语成绩一直不错。在遵义师专读书期间,为了解决当时英语教师缺乏之难,学校从非英语文科专业中挑选了20多人参加英语提高班。根据我们当时任课教师欧廷英老师后来的回忆,我当时应该算班上的佼佼者,一个强有力证据是:她一年之前告诉我,那个提高班她现在只记得我了。

1987年,非常幸运,回到务川后,我被分配到贵州省务川中学。那是一所省重点中学,被誉为当时那个县的最高学府。其实,现在也是。我当年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那儿念的。因此,我以前的许多老师都成了我的同事。在务川中学任教四年,我除了担任政治课以外,还兼任初中英语课。

陈燕老师使我爱上了逻辑学,加之他1986年又考上了先生的研究生,故我考苏先生的研究生的梦其实自打我师专还没有毕业有了。在中学教书的前两年,与其他年轻人一样,我加入了抽烟、喝酒、打麻将等热潮之中。不仅如此,在这些方面,我似乎都表现了一定的潜能。但那些不是正能量的,在此就不详述了。第三年开始,我有些厌倦那种至今留守在遵义的许多同学与朋友仍然热衷的生活。于是,我决定报考先生的研究生。

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没有之前对逻辑学和英语的热爱与积淀,我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我。这就是我的“七分打拼”。但那“三分天注定”也必不可少。正好,我同一个乡的文飞那时在西师政治系读书。通过他,我与苏先生取得联系,并让他把我的梦转告给了先生。那时,哪有现在方便。现在,发个微信,打个电话或发个邮件就搞定了。可当时只能通过书信。当然,也可以发电报和打电话,那绝对是烧钱的途径。非常感谢文飞,通过他,我了解到应当如何准备这场改变我人生的入学考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响应“四个现代化”的号召,逻辑学家们也提出逻辑学的现代化问题。逻辑学的现代化,其实就是在逻辑学教学与科研中如何处理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关系问题。先生绝对是这一号召的积极响应者。他当时召集一批人翻译了柯匹的《符号逻辑》一书,1988年由贵州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先生让文飞告诉我,要仔细认真读这本书,因为《符号逻辑》的入学考试以此为参考书。当时,读这本书真有些难度,毕竟全靠自学,身边无人可问。但这也有好处,每条路都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想起来就很踏实。现在回想起当年先生规定的逻辑学专业入学考试,还是挺有难度的,共有五门课程:(1)英语;(2)政治;(3)西方哲学史;(4)形式逻辑;(5)符号逻辑。也许现在某些学校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难度系数还没有那么大呢。

金苏门的由来

就这样,在苏先生通过文飞的间接指导下,我顺利入了苏门。说到“苏门”,要是王路老师知道,可能会批评我了。那是因为,2016年,王路老师和我一起去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冯契先生诞辰100周年。冯契先生是金岳霖先生1941年招收的研究生。仅从师门角度来讲,算是苏先生的师兄。当王路老师与我在丽娃河畔散步时,他“抱怨”说:“明辉呀,他们在会上,左一个冯门弟子,右一个冯门弟子,我咋听得那么别扭呢?你看啊,我从不说我是周门弟子,你好像也从没说过你是苏门弟子。”尽管王路老师是周礼全先生的弟子,我是苏先生的,而周先生与苏先生师兄弟,从师门上可以推出王路老师与我是堂师兄弟关系,但从学术上讲,毫无疑问,他是老师辈的。好像学界有个不成文约定,在学业上相差五年就是一代学人啦。因此,我一直把他当老师对待。当然,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更喜欢当朋友,因为老师是历史形成的,而朋友是相处得来的。”我想,亦师亦友,大概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吧。由于存在我眼中的长晚辈关系,我肯定不会当面反驳王路老师的观点。其实,我觉得,称冯门、周门、苏门等也没有太大关系吧,关键是大家必须要有同源于金门的意识。

上个世纪后期,有位曾经活跃于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逻辑界的人物,叫黄展骥,专长于悖论研究。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叫《论说谎者悖论的消解》。从苏先生那儿毕业以后,我把硕士论文拆成了两篇论文发表,成为我后来当上副教授的关键成果。黄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过我的说谎者悖论观。当然,“批评”只是黄先生的说法。我个人觉得,我的论文能被他老人家关注实为一种荣幸,因为一篇论文写出来之后,根本没人同行关注,那才是作者最大的悲哀呢。后来,黄先生见到我时,向我表示歉意,说:“早知咱俩是师兄弟,我就不写文章批评你的观点!”我当时一脸茫然,因为我没有听说过苏先生在台湾或香港招过学生呀,他怎么与我成了师兄弟关系了呢?他问:“你是苏天辅先生的研究生,对不?”我说:“对呀。”然后,他说:“我是殷海光先生的学生,你是苏先生的学生,因此,咱们是师兄弟关系。”原来如此,我听苏先生说过,金先生的确有个学生叫殷海光,后来随着蒋介石去了台湾,据说在台湾哲学界、逻辑界和政界都影响不小。黄先生与我的这个师兄弟关系也足以说明,在金门之下,再区别一些小门,如冯门、周门、殷门、苏门等,还是挺有必要的,否则辈分会乱套嘀。为了使金门逻辑家谱更清晰一点,或许有一个可行方案:编排为金冯门、金王门、金殷门、金周门、金苏门等等。当然,还可以继续编排下去,说不定有一天,会多一个金苏熊门呢。

现在说当时“顺利”入门,那是成功者通常喜欢说的,其实当时并没有那么顺利。尽管我当时对自己的英语水平很自信,但自信毕竟只是一种心态。我当时英语只考了44分,而国家线是45分。话又说回来,其实我对当时的考试结果已非常满意,那一年我只是想试试水。除了英语差1分之外,其他课程都考得不错。我记不清到底总分考了多少,反正都不低。

后来,我接到了复试通知。现在还清楚记得,复试时柳文超教授问了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请问:所有鱼都不是用腮呼吸的,是什么判断?”我不假思索地就回答了:“那是全称否定判断。”柳老师的表情告诉我,我答错了。我看看了苏老师,他只是在微笑。我说:“那的确是全称否定判断呀?”然后,柳老师给了他的理想答案:“是假判断。”我心想,柳老师,你这明明叫不按套路出牌嘛。

复试完之后,我在西师小住了几天,期待有更多的好消息。主要是因为英语差1分,还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希望呢。几天后,我去研招办打听情况,当时接待我的是一位我觉得漂亮的女老师,她叫陈瑜。她说:“鉴于你的英语成绩差1份,苏老师已经打了破格报告,已报教育部,回去听候消息吧”。这个回答当时让我并不乐观。既然是破格,那就有可能不成功。后来,我才知道,苏老师当时是西南师大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早知如此,我就不用那么白着急了。

就这样,1991年9月,我成了金苏门弟子。那年,先生69岁,可看起来就跟我现在差不多,50来岁来头。那一年,跟我一道成为金苏门弟子的还有蒋冬梅。她是重庆武隆人,入学前就结了婚,她老公叫潘艺林。遗憾的是,毕业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我这位师姐了。不仅我没见到,就连先生和师母那里她也没有去报过到,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反正我是无法理解。2011年,我试图找到她来参加先生90华诞,但在百度上无法人肉搜索到她。看来百度真的有点不可信哈。但我人肉搜索到了她先生“潘艺林”。不过,那小子没有回复我的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