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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二届多主体系统逻辑国际会议综述
发布时间:[2023-04-11] 作者:[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潘易欣、熊作军]

2023年3月25-26日,第二届多主体系统逻辑国际研讨会(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Logics of Multiagent Systems, LMAS 2023)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主办,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创新研究2035先导计划哲学百年中国化团队承办。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主任郭美云教授和挪威卑尔根大学、西南大学国家级讲座教授Thomas Ågotnes共同担任本次会议的主席。

会议围绕多主体系统中的能力、知识、规范和行为互动等逻辑前沿问题,来自荷兰、瑞典、新西兰、挪威和日本等国家的7名国外学者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大学等国内高校的7名中国学者分别受邀作了四十分钟的英文学术报告。与会代表围绕着“多主体系统中的主体能力、知识、规范与行动”进行了14场报告,充分展示了逻辑学在多主体系统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会议内容可大概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一、关于主体知识的逻辑研究

Thomas Ågotnes的报告题目是“模态逻辑中的弱聚合”(Weak Conjunctive Closure in Modal Logic)。报告首先介绍一个特殊的认知逻辑模态词“某些人知道”,这个模态词比一般的认知逻辑中的“知道”更弱但比分布式知识要强。将“某些人知道”作为主模态词,研究者发现“某些人知道”具有弱聚合性质。研究者为“某些人知道”构造了一个公理系统EMN,并证明其可靠性和弱完全性。此外,报告就弱聚合进行一系列讨论,提出弱聚合的邻域语义及其相关结果。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范杰的报告题目是“未知的真与不可知的真”(Unknown Truths and Unknowable Truths)。在知识论中,未知的真与不可知的真是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关系到一些类似费奇式悖论的可知性悖论。报告表明尽管知识论中对于这两个概念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了,但在逻辑上还缺乏一定的讨论。因此,报告给出了一个关于“未知的真与不可知真”的模型,探讨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一个公理系统。此外,报告的末尾还给出了另外一个语义,更能体现出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来自南开大学的李延军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知道如何’的语义列表系统”(Tableaux for Knowing-How Logic),该报告首先总结了“知道如何”这一模态算子的历史演变及相关文献,然后从语义列表的角度为该算子构造了一个证明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在有穷步内判定某个公式是否可满足。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魏宇的报告题目是“理解为什么”(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Why)。报告旨在通过开发“理解为什么”问题的形式化处理方法来弥合逻辑和哲学之间的差距。通常认为,理解为什么超越了知道为什么。受到哲学讨论的启发,考虑知道为什么需要了解“水平”解释,而理解为什么则需要“垂直”解释。基于证明逻辑和现有的知道为什么的逻辑工作,该报告建立了一个公理化体系,通过在语义中引入垂直解释,证明了该逻辑可以通过向模型添加不同条件来适应不同的哲学观点。同时,在这个语义概念的启发下,当考虑和比较更一般的解释性知识和理解的其他可能的逻辑形式和变体时,将在更广泛的框架内变得更加有趣。

来自和歌山大学的Chiaki Sakama的报告题目是“霍利斯悖论的形式化解释”(A Formal Account of Hollis's Paradox)。马丁·霍利斯在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以下悖论:两个人A和B各自选择一个正整数,并私下告诉另一个人C他们的选择。C告诉他们,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整数,并预测他们中没有人能够确定谁的数字更大。A推理出B不能选择1,因为如果B选择1,他就能推断出A选择了一个更大的数字;出于同样的原因,B知道A没有选择1。基于这个事实,没有人可以选择2。这是因为如果B选择2,他就会知道A的数字更大;如果A选择2,A就会知道B更大。重复类似的推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中没有人可以选择任何数字。这与A和B已经选择整数的事实相矛盾。在该报告中,报告人从认知逻辑的角度重新审视霍利斯悖论悖论,并提供了一种形式化的解决方案。

二、关于主体策略行动与社会网络的逻辑研究

来自北海道大学的Katsuhiko Sano的报告题目为“捉迷藏博弈的公理化”(Axiomatizing a Simple Logic of the Hide and Seek Game)。尽管刻画捉迷藏游戏的模态逻辑是不可判定的,但该逻辑是否有完全性的公理化系统仍然未知。该报告对捉迷藏游戏进行了模态逻辑的研究,并给了一个具有完全性的公理系统。为了描述游戏中追踪者的胜利条件,该逻辑具有一个相等常量,类似于在模态逻辑乘积中引入的对角常量。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琚凤魁的报告题目为“动态策略语境下的策略推理逻辑”(Logic for strategic reasoning in dynamic strategy contexts)。策略推理通常是在特定的策略情境下进行的,涉及哪些策略正在考虑中。策略推理可能涉及到策略情境的变化。在这次报告中,研究者提出了一种涉及承诺策略引起的策略情境变化的策略推理逻辑。该逻辑具有两个特征公式:对于联盟的每个策略,如果联盟承诺该策略,则保证某个公式为真;对于联盟的某个策略,如果联盟承诺该策略,则保证某个公式为真。承诺策略会缩小策略情境,策略情境被定义为策略配置的集合。此外,这项工作与文献中的几项先前工作密切相关,并且对它们进行了详细比较。

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的Valentin Goranko的报告题目为“一种条件策略推理逻辑”(A Logic for Conditional Strategic Reasoning)。该报告介绍了具有新模态算子的逻辑ConStR,用于捕捉条件策略推理。这是关于策略能力的推理,条件是主体对其他(合作或竞争)主体的目标和可能行动的了解。该报告介绍ConStR的形式语义,并讨论和说明其表达力。此外,报告为ConStR提供公理系统,概述研究者与合作者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并证明其某些片段的完全性。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李大柱的报告题目为“警察与强盗游戏中动作与信息的相互作用”(Action-information interplay in the cops and robber game)。报告针对警察与强盗游戏提出了一个形式化框架,即LCR,以明确游戏的核心概念,例如玩家的位置、观察力、知识以及游戏的获胜条件。应用LCR来分析游戏,获得了一种新颖的自动化方式,可以追踪玩家之间的交互并在游戏过程中表征它们的信息更新。更新机制由一种新的动态算子定义,并研究和说明了它的形式属性。报告展示了没有动态算子的LCR的“静态片段”具有可判定的可满足性问题和P完全的模型检测问题。此外,该报告还提出了LCR的等价模态框架,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玩家的信息和行动在这些游戏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更好的洞察力。

来自格罗宁根大学的Zoé Christoff的报告题目为“社交网络中的多数派错觉”(The illusion of majority in social networks)。在一个人的直接社交圈中,一个观点的对于某个个体的受欢迎程度并不一定是该群体整体受欢迎程度。例如,当面对社交圈中多数反对意见时,人们可能会得出他们属于少数派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交网络结构就像一种“样本扭曲过滤器”。然而,社交网络的连接方式也限制了实际扭曲程度的大小。针对多数派错觉,报告讨论哪些网络类允许大多数主体获得他们属于少数派的印象,也就是出现“多数幻觉”的情况。

三、关于主体认知能力与规范的逻辑研究

来自卑尔根大学的Fernando Velázquez-Quesada的报告题目为“部分交流和任意部分交流”(Partial Communication and Arbitrary Partial Communication)。近年来,动态认知逻辑(DEL)中的研究重点已转向主体集内的沟通。报告讨论了一种部分沟通形式,特别适用于不能或不建议共享所有信息的情况。报告先介绍了相关框架,然后讨论一些基本结果(公理系统、结构不变性、表达力、模型检测)。报告还比较了部分沟通和公开宣告,公开宣告可能是DEL中最为人所知的沟通类型。报告表明,在更新方面,这两种设置是不可比较的。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楷的报告题目为“DEL中规范作为言语行为的研究”(Norms as Speech Acts in DEL)。约根森的困境已经困扰着关于规范的逻辑近一个世纪。为了应对其挑战,一些逻辑学家将规范视为命令,并为规范命题提出了命令语义。然而,在社会科学中,规范被解释为一种均衡选择设备。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该报告将规范视为一种动态更新,作用于一个认知博弈树上,影响群体的均衡状态。这种混合方法为规范如何产生应该的解释提供了更明确的解释,而不是命令语义。虽然这个框架并不是为了非单调规范推理而设计的,但它对逻辑方法和博弈理论方法都提供了一些见解。一方面,正如许多逻辑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规范并不都是命令。另一方面,价值观有时是规范推理的结果,但在博弈理论方法中,只能被视为实用函数中的外部参数。

四、关于多主体系统中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

来自西南大学的李章吕的报告题目为“以因果为工具还是以因果为目标”(Causation as a Tool or Causation as a Target)。Judea Pearl和David Lewis的因果理论都在因果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和适用性似乎仍需要进行比较和讨论。使用Pearl的基于结构的反事实逻辑,我们分析了Lewis的因果理论遇到的三个困境,即抢先、伴生现象和因果反转,并展示了这些问题可以轻松地用Pearl的理论来回答。这个“简单答案”揭示了这两个理论的逻辑偏好:Pearl认为“真值不会影响因果关系”,而Lewis坚持“真值会改变因果关系”。他们的逻辑偏好解释了Pearl和Lewis的因果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异:因果作为工具或因果作为目标。Pearl的理论更有效地处理“工具风格”的问题,这种问题将因果视为预设的结构;而Lewis的理论更适用于“目标风格”的问题,这种问题拒绝将因果视为初始概念,并试图找到其形而上学的基础。

来自奥克兰大学的Jeremy Seligman的报告题目为“逻辑学家的数独”(Sudoku for Logicians)。报告首先给出Johan van Benthem提出所谓的“数独挑战”,即解决蕴含在谜题本身中的推理的认识论问题。在抽象层面上,这是认识闭包问题。大多数认识逻辑系统验证了这样一个原则:理性主体知道他们的知识所蕴含的一切,然而这使得解决推理所带来的认识增益变得困难。在这次报告中,研究者展示了数独如何呈现出更丰富的演绎推理的认识论规则,特别在考虑到数独变种的附加规则创造了许多新策略的可能性时。此外该报告还尝试将这与多主体系统联系起来。